第十章《品中国文人·圣贤传》（10）

司马光（北宋1019—1086）

司马光抬眼便是百年，史笔逾千年，可是那些利欲熏心之辈，日趋活在眼皮子底下，利字当头，义是幌子。北宋官场流行“享国”一词，享受国家。享国一百年了，子子孙孙还要享国，这股力量极大。司马光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高瞻远瞩与鼠目寸光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。

如果评选中国古代的十大道德模范，司马君实落选的可能性小。若是宋人投票，君实先生当为第一。

司马光字君实，号齐物子，晚号迂叟。他真够迂的，一迂几十年，否则就不会有三百万言的《资治通鉴》。他中年在汴京七上辞状，拒绝做枢密副使（类似国防部副部长），冷面揖别二十年的老朋友王安石，终身不复谋面。洛阳他一待十五年，炎炎夏日钻地室写大书。严冬不生炭火。自言：“食不敢常有肉，衣不敢纯有帛。”而他做高官已经很久很久了。宋代的经济繁荣乃是同一时期的全球之最，官员们的俸禄也丰厚，但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范纯仁等一批大臣不搞奢靡，力行节俭以表率全国的官员。司马君实不迂，哪有这么强悍的、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？司马君实不迂，哪有宋代士大夫道德的巅峰？

司马光生于公元1019年，山西夏县人，父亲司马池是一名官员。和其他官员的孩子一样，司马光与父亲相处的时光有限。官员们在全国范围内调动，不会总带着家眷。幼年的司马光有足够的空间蹦蹦跳跳，花园和书房都是捉迷藏的好地方。那么多的书，他一生下地就呼吸着书卷的气息，对父兄捧书卷的模样留下最初的印象。人的最初印象并不进入记忆，却会以某种难以追溯的方式流入记忆之河。最初的涟漪是美妙的涟漪，绽放了心灵最初的花朵，它是文字有可能捕捉的对象，不大理会现代精密仪器的测量。

户内和户外渐渐分化成两个天地，花木虫鸟的世界是活生生的世界。成群结队的孩子们疯玩春夏秋冬，小小司马光跟在后头，显得有点呆头呆脑。据他自己讲，小时候看书背书记不住，比同龄小孩儿差远了。于是咬牙发愤。为何发愤呢？父兄的批评，玩伴们的嘲笑乃至奚落，促使他暗暗下狠劲。笨鸟决定要先飞。别人背三遍，他就背十遍。倔孩子的性格可能由此发端，下狠劲不知道下了多少回。感觉生念头，念头生意志。天长日久的，形成所谓禀性难移，当然包含了只能揣测的遗传因素。而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却显现了他的灵动。笨鸟有时候并不笨，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笨拙，会想方设法去摆脱，尽管有些人一辈子摆脱不了。当司马光已经不笨的时候还认为自己笨，他就靠近灵动了。

另外一点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是他的道德感的生成。

有个关于核桃皮的故事：家里的女仆用开水除掉核桃的青皮，司马池回家问谁用这巧法子，不足六岁的司马光勇敢地站了出来，煞有介事地讲一通，结果挨了一顿训斥。他撒谎，不诚实，多半不是头一次在父母的面前撒谎。父亲严厉的训斥可能还加上一记响亮耳光，使他六十多年以后犹觉脸上火辣辣的。道德感在六岁那一年深入了皮下，慢慢绽放出诚实之花。父亲要他做诚实的君子，君实二字，当由此而来。名字暗示或明示心理。

宋代士大夫对道德修养极重视，形成时代大环境。

四书五经容易捆住人的手脚，思绪和四肢都动弹不开。以我观之，中国传统文化，打得通便是好汉，打不通则麻烦，摇头晃脑晃到老。腐儒，迂夫子，穷酸秀才，乃是古代和近现代的常用词。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，描画最生动。如何打通？血性是个渠道。血性之力能把束缚人的东西冲开，孔子孟子庄子皆属此类。笔者当年写司马迁，眼下写司马光，意识到血性之于经典读物的重要性。当然，血性冲力也把更多的人冲到一边去了。血与智的内在联系尚待考查。这方面，注重个体的西方人占据明显的优势。

司马光二十岁考上进士，二十岁娶吏部尚书张存的女儿张氏。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在同一年。幸福双双到家了。张氏美丽而贤惠，这位大户人家的小姐知诗书，识大体，此后的漫长时光与丈夫朝夕相处，琴瑟和谐。司马光做了朝廷大臣不纳妾，与妻子有关。妻子倒是鼓励他罝二房，主动为他张罗。

司马光初仕，担任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判官，对公务很上心。回家也像…

在华州干了一年多，司马光调到苏州去，从陕西到江南，从黄土黄河到青山绿水，从高亢的秦腔到吴侬软语，每走一步都是异地风情，他乡风物。官员上任不须赶，车行，马行，舟行，步行，享受不一样的城镇与乡村，过荒山野岭，宿鸡毛小店，听人故事和鬼故事，眼睛瞪得大，耳朵竖得高。时时刻刻兴奋着。

哦，每一天的太阳都是实实在在的新大阳。

君实读着经典，又读天地大书，读社会大书。

宋代士大夫们乐于越过汉唐，回思夏商周三代。越过，回思，都需要有历史的穿透力。宋代学人的思之力，盖非唐人可比。

丁忧期满，司马光回汴京做官，几年间担任了若干职务，其中重要的工作是在史馆修史；复做地方的官员，包括到山东的郓城和西北的并州前线。长期的基层历练使他对政治有了信心。他是双管齐下：史学修养与政治眼光。不过，小官有了大智慧也是令人烦恼的一件事，缺乏施展智慧的空间。四十岁，他吃惊地发现有了几根白发，对着镜子想拔掉，转念又说：“拔之乃违天。”此前他认识了江西临川人王安石，很快被对方吸引。王安石字介甫，是个学富五车又举止奇特的人物，治经学常有新解，读古书能读出当下；书法的风格“横风疾雨”，不守常势；走路像一阵旋风。二人在汴京一见如故。法国哲学家萨特说，男人的友谊以世界为背景。司马光与王安石有太多的共同点，其中最大的共同点是下决心辅佐皇帝，让立国已八十年的赵宋王朝再创辉煌。当时北宋已历五朝，士大夫有较为普遍的共识，有明显强于汉唐的士大夫意志，庶几形成合力，要大大延续赵宋的国运，造福于天下苍生。从朝廷到州县，有一大批兼具良知与才干的官员。

王安石看书“目射纸上”，看人“目露精光”，把一双穿透数千年的眼睛用来打量周遭，会产生一些他意想不到的效果。他的童年难称幸福，父亲王益宦游入蜀，他跟着严肃的父亲过秦岭，走栈道，栉风沐雨，鬼兽惊魂，饱一顿又饿一顿，吃了不少苦头，有时候面目全非像个小叫花子。父权阻碍了他对于仁慈的想象。后来他做官心肠比较硬，为了长远的目标而忽略眼下，我估计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。可惜，这类猜想总是缺少史料的充足支撑。王安石写诗说：“三十年前此地，父兄持我东西。”父亲和哥哥带他辗转南北多地，仿佛他是父兄手上的一件东西。相比之下，苏东坡的童年备受程夫人和乳娘任采莲的呵护。苏洵长年累月在外面“游荡”，这个词是苏洵本人用的。苏轼做官，宅心仁厚达四十多年，为百姓谋利益至死方休，应该追溯到他的孩提时代。三岁看大，五岁看老。北宋中后期的政坛，司马光、王安石和苏东坡上演了一场大戏。

司马君实一见贤就思齐，盯上了当时的一流人物，如欧阳修、吕公著、包拯、庞籍等人，庞籍在仕途上也有恩于他。关于孔夫子倡导的见贤思齐，本书多次涉笔，只因在眼下是个难题。贤者之贤不易被辨认。什么是贤呢？这个现象正在变得模糊不清。如果人仅仅是利益链条上的人，贤不贤就变得不重要了。如果人只对权钱敏感，生活的多元景观将自动隐匿。由衷地钦佩一个人，朴素地学习一个人，如今实在是不多见了。见贤犯嘀咕倒是常态，见贤就急于把目光挪开。急于把目光倒转，寻找那点自我推许的小感觉，抓紧自家优点，抓牢别人的缺点。一味放大自家的小感觉，势必弄出幻觉来。

“谦虚使人进步。”虚心才能见贤。

虚怀若谷，不要变成一种稀有之生存情态。着眼于未来吧。希望单纯的积极进取的生活态度，不是少数人的事情。

司马光酒量不大，王安石滴酒不沾，但两个人碰在一起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。生命的多重奏使个体持续兴奋，只嫌时间不够用。宋代优秀的士大夫们，一生中的若干个兴奋点，美政，琴书，诗词，美器，美食，美酒，团茶，学术，艺术，官妓，漫游，怀古，访古，骑射，僧道，建筑，种植……宋词的兴旺发达，与官妓的空前活跃有着深广的联系。司马光对曲子词和唱词的官妓都不感兴趣，他对古物感兴趣，有空就往大相国寺跑，舍得掏钱买。漂亮夫人典当心爱的首饰也要支持他。痴迷古物乃是追怀历史的衍生情态。一轴古画，一件青铜器、一卷唐人抄本，半刀澄心堂纸，半丸潘谷佳墨……这些古物像弹射装置，把司马光弹向历史的悠远与幽微，发不尽思古怀古之幽情。一旦得了宝贝，他会兴冲冲去拜谒“集古”大师欧阳修，请教鉴赏细节。手头缺钱时，他眼睁睁看着心爱的古物让别人买了去，怏怏不乐，叹息弥日。痴迷啊。买回家的东西，断不肯再卖出去。古玩，妙在一个玩字。司马光为官著书之余，最大的兴奋点就是寻觅古物。北宋末年，金石学家赵明诚与李清照拥有几十车古物，居青州十年，展玩不休，宁愿拮据度日，不肯卖掉一件。

王安石迷古书。熙宁初他在金陵丁母忧，一千个日子睡在铺谷草的地上，青灯黄卷，蔬菜馒头。思念着父母生前的孩儿，不能把自己弄舒适。孝道乃是提升人性善的最佳途径，是唐宋六百年的制度安排。孝子司马光和孝子王安石惺惺相惜，迷古物的司马光与迷古书的王安石互为知己。二人的友谊看上去要地久天长。包拯，吕公著，范纯仁，刘贡父，刘恕，不时与君实、介甫共游汴京城，惊叹她的繁荣。还有一个博学的吕惠卿。

关于汴京城，我多写几句。

北宋中期的人口已近一亿，后期过亿。据学者考证，汴京一百多万。全国三百多个府、州、军，数千个城镇，人口规模远胜唐代。城镇人口的占比，宋代是古代之最。百工前所未有地踊跃，精致的器物随处可见。商业发达，商贾不绝于水路陆路。服务业兴旺，汴京城单是酒楼就有三千多家，每日供应数十种美酒，包括三十几度的烈性烧酒，例如剑南烧春。“市食”五百多种，市声彻夜不绝，早市，夜市，鬼市，河市，热闹劲儿百年不衰减。有一座白矾楼的高度超过皇宫，太监们联名上札子，强烈呼吁拆了它。大臣们倒是认为，拆名楼是小题大作了。双方争执不下。皇帝的意见只能算他的个人意见。顺便提一句：宋代君权、相权、谏权，在某种程度相互制约。中书省决策，门下省审议，尚书省执行。门下省有封驳圣旨的权限。当然，皇权变着法子绕过封驳、抵制台谏的事也时有发生。赵宋王朝卓越的开国智慧能管一百多年，其后，渐渐变形。

城镇是长期自然生长起来的城镇，类似悠久的自然村。推动力来自民间：农工商兴旺了，与之相应的东西应时而生。建筑大抵精美，器物讲究，服饰多样化，美味佳肴数不清。都市的节庆日多达七十多种，国家节日，宗教节日，民间自发的节日，从年初到年尾，平均五六天一个节庆日。还不算单个家庭的喜庆。可惜伊永文先生《宋代市民生活》一书，未能将节庆日罗列仔细。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，记东京城市生活甚详。张择端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叫人一窥北宋后期的市井繁荣。单是汴梁金明池花样繁多的水上游戏，已叫人向往个没完没了。民间自发的乐子层出不穷，花样翻新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成年人的乐趣，小孩子的游戏，经过了数百年的自然筛选，完全是优胜劣汰。

生活之意蕴层的形成，缓慢而又扎实。

老百姓不分老幼男女，活得投入，几十年活不够，这是为什么？苏轼总结，主要是因为道德与风俗罩着大局。此二者，源自遥远的尧舜时代。追求财富是民间的自发行为，不独市民村民，寒窗士子亦然。宋真宗亲自写《劝学歌》。草根阶层大量进入官吏阶层，注入新鲜血液。更值得一说的是，民间的兴奋有士大夫精神作长期引领。士农工商的价值排序始终不变。商风不能主导民风，远不足以挑战士大夫的话语权。农工商子弟，一旦考中进士走上仕途，便进入精英阶层，大规模瓦解了汉晋唐的阶层固化。宋代的重商，有严格的上限。儒释道相异而相生，合力限制了商业型人格的越界膨胀。有钱人倒是向书香人家看齐，乐于联姻，既提高家庭家族的社会地位，又减少败家子。

义利之辨，义是价值规范，利是本源性冲动。北宋后期，苏轼在迩英殿侍读，力谏宋哲宗：“言义而不言利。”本源性的冲动不须谈，倒是需要严加防范。从孔夫子就开始防范了，孟子又加以发挥，形成一千多年的儒家道统。笔者一直感兴趣、甚至很有些诧异的，是宋代蓬蓬勃勃的生活局面，同时又有道德的大面积覆盖。南北各地的乡风民俗，蕴含大量的道德因子，士大夫加以强化。老臣富弼对仁宗皇帝讲：“与士大夫治天下。”盖指有良知的士大夫的表率作用。道德风俗有固化，有过头，有弊端，总体说来是好的。

宋代生活世界的敞开度明显高于唐代。敞开的反面叫遮蔽。有遮蔽，就有解蔽。

汴京城坊、市相通，高官也能去市场，而唐代城市是不允许的。唐代的女人不得离婚，不可二嫁，婚礼还不能动用鼓乐，宋代突破了这些束缚人性的礼教樊篱。元宵节，寒食节，端午节，中秋节，类似全民狂欢节，民众连日走东窜西，持续兴奋，双眼亮如灯，观灯也观人，男女相约黄昏后，河边桥头影成双。街头的表演花样百出，名媛淑女们，命妇贵妇们，一反平日里的矜持，她们要亮一回本真面目，她们要活出一番异样风采。面具面纱要去掉，至少趁了夜色要去掉。男欢女爱的自主倾向对礼教构成冲击。有些媒人的说合，先要安排男女于酒楼或别的地方见个面，挑战父母包办婚姻。婚俗繁复而多趣，往往亲朋数百人卷入喜庆中，闹它个三天三夜不罢休……拙作《李清照》，对宋代婚庆有较为详细的描写。民间自发的婚俗花样百端，端端叫狂欢。自发，自主，自由，三者环环相扣。有限的商业逻辑不能左右市井习俗。而眼下的婚庆公司把情感纳入算计，把婚礼模式化，把新郎新娘玩偶化。利润逻辑吃掉自发自主的婚庆狂欢。

宋代艺术的本体（以自身为根据），男女情爱的自主趋势，构成了礼教运动的反运动。换个词叫解构。

汴京的早市、夜市、鬼市（通宵营业），店铺林立，每日吸引大量市民。外来人口更是川流不息，高鼻子蓝眼睛的异域人士在其中。著名的大相国寺可容万人交易。据考古，汴梁的主要街道一百多米宽，中间的行道树唤作“杈子”，树的品种因街道而异。御街宽达一百四十多米，数十辆豪华马车可以并驰，至今彪炳于全球。大虹桥横跨汴河；精致的小桥卧波于支流，俨然江南水乡；汴河两岸万家灯火；舟楫千帆竞渡，不舍昼夜；大大小小的码头，人如织车如龙。——这是东京五六代人眼中不变的景象。

唐时的长安周长两百里，宋代的东京或许更大。

好玩的去处永远数不清。春秋多佳日，倾城去看花。美感渗透生活的各个角落。

东京人的市内交通工具主要是驴，次为马，再次为轺车（轻便小马车）和肩舆。驴子慢悠悠，足力长远。司马光、王安石上街，最喜骑驴。马行桥夜市，古玩字画多多，书肆一家挨着一家，雕版印刷的，名家手抄的，有些珍贵图书论页卖，后来衍生为活页图书。马行桥的小吃夜食，又比别处精致，吸引着官员、士子、庶民。苏东坡感慨：“马行灯火记当年。”西京洛阳的繁华仅次于东京。河北大名，河南商丘，当时称北都和南都。中原的名城，齐鲁的名城，蜀中的名城，江南、淮南、华南、荆楚的名城……北宋的“一二线”城市究竟容纳了多少人，准确的数据恐怕是没有的。唐代士子奔长安，宋代士子奔汴梁、后奔临安（杭州），六百年浩浩荡荡。北宋拥有十万人以上的城市五十多个，大城小城的生活花样多。民间自发的乐子耍子，没人数得清。

自发意味着，经过了漫长时光的自然淘汰，类似物竞天择。

自发生自主。自主性生存，乃是二十世纪法国人爱用的“被生存”的反义词。

迄今为止，人类智慧尚不足以维系人的多样性，物种的多样性，生活方式的多样性。近现代西方资本和技术逻辑的越界扩张，使“世界的祛魅”有覆盖这个星球的势头。“祛魅”这一概念，正是西方哲人发明的，人类学家们加以推广。返魅的道路复杂而漫长。当人类有能力像坐飞机一般漫游外太空时，也许能够重新唤起天地魅惑、“宇宙式的虔诚”（罗素语），不过，这种可能性小。我们的星球永远孤独的可能性很大。飞船以光速行驶的星际漫游之类，听上去还不如孙悟空翻筋斗云。科学神话听多了，反而使人更不珍惜已经伤痕累累的地球，愚蠢地认为技术能够解决所有的生态与环境危机，气候变化危机。

笔者拜读胡塞尔《生活世界现象学》一书，感慨良多。

清代丁传靖编著的《宋人轶事汇编》，轶事多取自宋人的笔记，讲司马光的篇幅甚多，一如讲王安石，讲苏东坡。有一次包公请喝酒，赏牡丹，司马光尊重上司小酌数杯，王安石却一直板着脸不举杯。包公也是他的顶头上司，奈何他不给面子。包公屡劝他饮美酒，他板着脸生气。包公面黑，王安石也面黑，两个倔男人在盛开的牡丹花下，面对面黑对黑。司马光写日记：“王介甫终席不饮，包公不能强也，某以此知其不屈。”

王安石是一头黑牛，有时候是一头蛮牛。宋人笔记称：“安石，牛形人也，故敢为天下先。”黄庭坚说：“王介甫终日目不停转。”

司马光有几年时间与王安石同朝做官，交往比较频繁。二人骑毛驴闲逛汴梁，远游西京洛阳，春秋佳日纵论于道路，官舍野店放眼于古今。赵宋立国近百年了，士大夫们珍惜国运，甚于珍惜个人和家族的命运。为什么？国败，家不保。中唐的惨痛教训要汲取。从范仲淹那一代人起，延续国运的声音又持续了两代人。嘉祐二年（公元1057年）苏轼高中进士，致信章子平说：“自今日起为许国之始！”如此发宏愿，有它的时代氛围。而目睹过庆历新政流产的王安石，对国家的问题有深入的思考。他要做一名医国手。国家的病症是三冗：冗官，冗兵，冗费。如何施治呢？这是医国手面临的另一个重大问题。

司马光对王安石钦佩有加。欧阳修《赠王介甫》有云：“翰林风月三千首，吏部文章二百年。”称赞王安石诗如翰林学士李白，文如吏部侍郎韩愈。这首诗一出，东京城传疯了，王安石的酬唱七律更叫人“耸然惊异”，诗中说：“他日若能窥孟子，终身何敢望韩公。”王安石自视为孟子，把他的恩师欧阳修比作逊于孟子的韩愈。骂他的人接二连三，宰相韩琦、言官吕诲、老处士苏老泉等人，纷纷指责王安石自负太甚，“囚首垢面而谈诗书”，将来得志是要误国的。众议沸腾，而司马光对王安石的看法不变。

司马君实的官服干净整齐，王介甫可以几个月不洗澡，懒得换衣裳，胡须上有虱子爬。魏晋士人“扪虱而谈”，介甫效仿之。

君实瘦，介甫瘦，两个瘦男人都有千钧力，能否形成合力呢？人们拭目以待。

宋仁宗嘉祐六年（公元1061年），司马光知谏院。谏院是谏官们办公的机构，谏官也称言官，对朝廷大事和百官提意见，要敢于唱反调，敢于得罪人。司马光一上任，就有《陈三德上殿札子》，说：“人君之大德有三，曰仁，曰明，曰武。”仁君明君要有决断才行，这是暗示仁宗皇帝对大事优柔寡断。又有《言御臣上殿札子》，说：“致治之道无他，在三而已，一曰任官，二曰信赏，三曰必罚。”他阐释人君三德与致治三道：“仁，明，武，所出于内也；用人，赏功，罚罪，所施于外者也。”不久，他又上奏《进五规状》，五规是：保业，惜时，远谋，重微，务实。这五个方面是“守邦之要道，当世之切务”。他希望皇帝要有清醒的头脑，要深知“太平之世，难得而易失”。他统计，自周王室东迁到五代末年，一千七百余年，统一只五百余年，乱世多于治世。所以一定要防微杜渐，“销恶于未萌，弭祸于未形。”他说：“治之于微，则用力寡而功多，治之于盛，则用力多而功寡。”

司马光的议论，融合了政治理想主义与经验主义，谏院的位置可能是他最好的发力点。他缺乏做地方长官的足够经历，虽然他父亲司马池出任凤翔、杭州等地的知府、知州，父子常常交流。苏轼在十几个地方做知州和副职，长达二十年，基层经验丰富，且在朝廷多个部门担任过首长，包括吏部、礼部尚书。苏轼讲务实，就不仅落到纸上，而且落到地上。宋哲宗元祐年间，翰林学士苏轼与宰相司马光产生分歧。

1063年，在位四十多年的仁宗驾崩，英宗继位，司马光把人君三德、致治三道呈献给新皇帝，后来复呈神宗、哲宗，他说：“臣平生力学所得，至精至要，尽在于是。”

英宗身体不好，四年后消失了。他在位时，《资治通鉴》的庞大工程得以确立，设书局，拨专款，为司马光配了几名年轻助手，如刘贡父，刘恕，范祖禹。二十岁的宋神宗登基，改元熙宁，司马光修史的工作继续受重视。他做了翰林学士，替皇帝起草诏令，又变更科举，革除科场陋习，继欧阳修之后，进一步打通选拔人才的渠道；又弹劾贪官庸官，严防太监乱政。繁忙的朝政之余写他的史书。《史记》大抵是司马迁的个人行为，汉武帝不感兴趣。《资治通鉴》则不然。这部史书初名《通志》，宋神宗命名《资治通鉴》。司马光的本意，是写给学子考生们看，后来规模渐大，成了君王们治国之必读。

北宋中后期，约一百三十万军队，禁军八十万，虽有种种毛病，但保境安民绰绰有余。宋辽两国自“澶渊之盟”后，长期交好，通婚，通商，通文化，通感情，七十多年间，贸易顺差很大，商品的技术含量很高，比如丝绸、茶叶和瓷器换来契丹人的牛羊马。宋钱在包括日本、高丽在内的许多国家是硬通货币，类似今之美元。不同于美元者，是商品贸易支撑着宋钱，而不是坚船利炮加丛林法则，加弱肉强食，加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。

宋神宗上台想打大仗，生大财。总之，要想尽一切办法充实国库。《品中国文人·王安石》对熙宁变法有详述。王安石进京之初，司马光欢呼雀跃，称：“介甫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……太平可立致，生民咸被其泽。”御史中丞吕诲弹劾王安石，司马光责备吕诲说：“众喜得人，奈何论之。”韩维、王珪等大臣支持王安石。吕惠卿和曾布是王安石旗下的两员大将，“护法二沙门”。然而，仅仅数月光景，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了。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。司马光说：天下财利，不在官就在民，王安石的一系列生财大法，无非是变着法子夺民财，与民争利。他连连写信，指出王安石的四条错误：征利，生事，拒谏，侵官。王安石《答司马谏议书》逐一为自己辩护。在宋神宗的御座前，吕惠卿挑战司马光，吕辩不过，气得发抖，竟然大动肝火，出言不逊，连皇帝都摇头。司马光始终“气貌温粹”，一派大儒风度。

司马光说：“介甫之意，必欲力战天下之人，与之一决胜负。不复顾义理之是非，生民之忧乐，国家之安危。”又说：“介甫为政，尽变更祖宗旧法……使上自朝廷，下至田野，内起京师，外周四海，士、吏、兵、农、工、商、僧、道，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，纷纷扰扰，莫安其居。”赵宋立国一百年了，问题丛生，变革是必然，但骤变还是渐变很重要，渐变的过程中可以纠正偏颇，让新法有个试行期，让官员和百姓有个适应期。骤变类似下猛药，肌体承受不了。一个“初至太平”（王安石语）的百年大国肯定有其合理性，袭故而守常，变革而图新，二者并行，方为上策。

知谏院范镇，当着皇帝的龙颜怒斥王安石：“陛下有纳谏之资，大臣进拒谏之计；陛下有爱民之性，大臣用残民之术。”王安石的一张黑脸顿时更黑。范镇自请外放，不劳王安石来驱赶。司马光推荐苏轼做谏官，说苏轼的敢言甚于他自己。皇帝不点头。熙宁二年，王安石即将正式拜相，力推市易、青苗、均输、免役、保甲、方田等大法。宋神宗搞平衡，升迁司马光为枢密院副使，为军事首脑之副。司马光再三上辞状，“坚辞”不就。皇帝再请，司马君实再辞，先后七上辞状，一时朝野大哗，年轻气盛的宋神宗嗟叹连连。一个又一个朝廷重臣走了，皇帝流泪，拉臣子的手，终是劝不住。而条例司新进的一些年轻人难免邀功心切，朝为君子暮为小人。苏辙看不惯，辞去条例司的检详文字一职。程颐上书，言新法之不当，被贬到了贵州的穷乡僻壤。连曾布也唱反调了。王安石的两个弟弟也反对哥哥，兄弟一度断了往来。王安石的亲家吴充站在他的对立面。

宋神宗在熙宁二年（公元1069年）苦留司马光，而君实去志已决，除非神宗罢除青苗、市易等新法，追回奔赴各路的提举官。他提醒昔日至交王安石：“谄谀之士，于介甫当路之时，诚有顺适之快；一旦失势，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。”几年后，吕惠卿出卖王安石。最器重的门徒，打击恩师既准又狠。安石晚年，不提吕惠卿三个字，只说福建子……

司马光在汴京待了很多年了，决计全家迁洛阳。夫人张氏舍不得，垂泪连日，但是没办法。韩琦、富弼、文彦博、张方平等大臣，纷纷携家带口离开京师。

有一天，王安石对官员们说：“尔辈坐不读书耳。”有人反问：尧舜之世有何书可读？“介甫默然。”侍读学士孙固评价王安石：“狷介少容。”

出京前，司马光上《弹劾王安石表》，不复称介甫而直呼安石：“安石首倡邪术，欲生乱阶……学非言伪，王制所诛！非曰良臣，是为民贼……”这道火气十足的弹劾奏章表明，司马光有意气用事的一面。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：“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，大归则同。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，泽天下之民；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，救天下之民，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。”此文与弹劾表的写作日期相隔不远，而说法大异。

司马光出知永兴军（今西安），干了不足一月，调洛阳御史台。永兴军一路，领京兆、河中二府，辖十七个州、军，司马光以一方大员的身份整顿边防禁军，上疏呼吁停止大规模征兵，避免主动与西夏开战。他的军事主张，后来被证明是有远见的，宋神宗两次对西夏大举进攻，损兵折将六十万，国家和皇帝都大伤元气，后者当庭痛哭，染疾不起。

司马光马不停蹄奔赴各地，治理关中旱情，同时抵制青苗法和免役法，请求朝廷免除农民积欠的青苗贷款。关中大旱，导致百姓大逃亡，司马光忧心如焚，掌司农寺的吕惠卿却不予理睬，还变着法子利用常平仓盘剥削农户。司马光直接给宋神宗写密奏，指责皇帝“唯安石之言是信”。神宗下诏，把他调到许州去，希望他路过汴京时入京面谈，他拒绝。君臣僵持了三个月，皇帝让步了，同意司马光去洛阳。时在1070年的年末。

王安石拒绝皇帝的召见，司马光同样拒绝，可见北宋士大夫的风骨。为什么把他调离永兴军呢？司马光想不通，后来想通了。他独挡一路，有碍熙宁诸法的推行，尤其是青苗法。八百里秦川是种粮的好地方，贷青苗款的农户多。司马光把民生放在首位，而皇帝和宰相更看重国库的进账数字。神宗不改青苗法，君实就拒绝入京面圣。神宗但凡释放一点暂缓追缴农户积欠的信号，司马光也可能改变主意。事实上，双方都拧着。

去洛阳写他的《资治通鉴》吧，不能影响当今皇上，且做后世的帝王师。

司马光写这部书憋了多大的心劲，是不难想见的。宋神宗登基后的两三年间，司马光巨大的内心起伏将转向冷静的历史叙述。热与冷共属一体。

1071年春，年过半百的司马光抵达西京洛阳。洛阳官员为了保护他，在他的临时居所的围墙上插满竹签，他一看就火了。竹签当天被拔去，门外也不设守卫的士兵。书局随他搬到洛阳，身边的助手只一个范祖禹。刘贡父被贬到泰州去了，刘恕回江西老家。范祖禹字纯夫，范镇的侄子，学识文笔称一流，后为翰林学士，他撰写的官文、草拟的诏书，“当世称第一。”南宋朱熹盛赞，范祖禹下笔，一个字合当一个字，更改不得。高太后听政的元祐年间，范祖禹是苏东坡的好朋友和秦少游的亲家，他冒死谏宋哲宗，被贬到荒凉之地，死于贬所。司马光身边的人都像司马光，犹如苏东坡身边的人都像苏东坡。王安石却遭到亲信吕惠卿背后捅刀子。

1073年，司马光搬进国子监旁边的“独乐园”。他买了二十亩地，盖居所，辟园子。作《独乐园记》，有云：“孟子曰：‘独乐乐，不如与人乐乐；与少乐乐，不如与众乐乐。’此王公大人之乐，非贫贱者所及也。孔子曰：‘饭疏食饮水，曲肱而枕之，乐亦在其中矣。’颜子一箪食，一瓢饮，不改其乐，此圣贤之乐，非愚者所及也。若夫鹪鹩巢林，不过一枝，鼹鼠饮河，不过满腹，各尽其分而安之，此乃迂叟之所乐也。”

迂叟司马光写了一首小诗《乐》：“吾心自有乐，世俗岂能知？不及老莱子，多于荣启期。缦袍宽称体，脱粟饱随宜。乘兴辄独往，携笻任所之。”老莱子即老子，荣启期是晋代隐士。宋人笔记《渑水燕谈录》：“司马温公优游洛中，不屑世务，弃物我，一穷通，自称曰：齐物子。”老庄式的逍遥来照面了。齐物：天地万物等量齐观。庄子：“以不齐为齐。”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的钟山，研究老子学说。苏东坡将儒道释内化为日常举止，融入他的诗词文赋。这三大文化板块相异而相生，宋代臻于极致。

洛阳的高官巨富多，豪门贵族的阔园子随处可见，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作《洛阳名园记》。豪门的园林动不动就二三百亩，司马光的园子只有五亩。有学者称，宋代私家园林多是开放式的，游人可以出入，夜不闭园。苏东坡眉山老家的园子也是五亩园，他造访司马光的五亩园，写诗说：“花竹香而野。”他早年在汴京的居所南园，有古槐树，称：“一似山居，颇便野性也。”西方人的园林修剪整齐，处处人工痕迹，我是不大欣赏的，还是中国的园林舒服，逼近了自然本相，微缩了奇山异水，亭台楼阁隐于其间，人与草木虫鱼亲如一家。自然：是她本来所是的那个样子。《道德经》首创了自然这个决定性的概念，庄子大力推广，惠及艺术、器皿、衣饰、建筑，惠及不同地域的生活方式，引领为政者的无为而为，“治道清静。”司马光、苏轼等人都推崇西汉的曹参。

然而太平盛世时间长了，有权有势的人忍不住要乱来，要勾结，富者想要更富，于是穷人注定更穷。司马光等一批士大夫对唐朝的突然衰败高度敏感，他们朴素的日常生活是想带动全国的官员。安贫乐道的颜回在宋代地位很高，称季圣。

官员为什么要朴素，要节俭？因为官风对民风的影响最直接。

官在做，民在看。官风一坏，民风难保，尽管民风的变坏要缓慢得多。

司马光抬眼便是百年，史笔逾千年，可是那些利欲熏心之辈，日趋活在眼皮子底下，利字当头，义是幌子。北宋官场流行“享国”一词，享受国家。享国一百年了，子子孙孙还要享国，这股力量极大。司马光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。高瞻远瞩与鼠目寸光的斗争是长期的斗争。北宋后期皇帝坏了，奢靡之风大盛，蔡京在东京的豪华园子横跨四十里，强拆民居一千多家。宋徽宗纵容一帮唱曲踢球装怪的臣子，鼓励他们刮民脂民膏。君实泉下有知，不知作何感想。多少人为了国运长久，而付出毕生的精力！

写作吧，让语言去对付朝代的由盛转衰、去对付人性中的恶吧，坚决捍卫人性之善。

司马温公居独乐园地室，“侍吏唯一老仆，一更二点即令老仆先睡，看书至夜分，乃自罨火灭烛而睡。至于五更初，公即自起发烛，点灯著述，夜夜如此。”《资治通鉴》就是这么写出来的。西汉一个司马迁，北宋一个司马光，矗立两座史学高峰。

天长日久的，仆人们也像司马光了。政要们到独乐园，通常会赏钱给下人。“有园丁吕直……微有所得，持十千（一万钱）白公，公麾之使去（意思是：你留着自用吧）。后几日，吕直自建一井亭，公问之，直以十千为对，复曰：‘端明要作好人，直如何不作好人。’”司马光做过端明殿大学士。白公：告诉温公。

司马光卖马，洛阳人盛传。卖马可不是一件小事，因为小事嵌入一系列的小事，小事就不小。古训曰：“莫以恶小而为之，莫以善小而不为。”宋人笔记《萍州可谈》：“温公闲居西京，一日，令老兵卖所乘马，嘱云：‘此马夏月有肺病，若售者先语之。’”老兵去马市卖马，告诉买家，马有肺病，这事由买家传开了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西京传东京。古代传当代，当代传未来。一件孤立的小事传不广，传不久，几十年点点滴滴做好事，毫不张扬，做好事的人又是鼎鼎大名的司马光，合当盛传。

小时候砸水缸救人有智，老来卖马有德。哦，九分人司马光。

有朋友点评：“君实，脚踏实地人也。”温公深以为然。那个朋友又说：“君实，九分人也。”这世上本无十分人，得九分非常高了。如果评选中国古代的十大道德模范，司马君实落选的可能性小。若是宋人投票，君实先生当为第一。

又一年，司马君实从外地归洛阳，发现独乐园多了一座厕所。可见园子里厕所少。司马问守园者：“何从得钱？”守园者答：“积游赏者所得。”司马再问：“何不留以自用？”那园吏说：“只相公不要钱。”相公不爱钱，仆人亦捐资。园子是大家的园子，人不分贵贱。五亩园优哉游哉，花竹香而野，由其自由生长。先生写累了，园子里看树，听鸟，嗅花，观鱼，干点体力活，那才叫悠闲，情绪思绪双重饱满，又如柳絮般轻飘，整日飘不散，着实爽也爽也，果然妙哉妙哉。萨特说，严谨的工作之余，生活应该是一连串的赏心乐事。请记住这个“之余”。中国作家陈学昭有一本小说：《工作着是美丽的》。

凡事须亲历，劳心者去尝尝劳力的滋味，累得一身臭汗，方知歇息的舒畅，吞吃的快活，细胞的舒展，入梦的香甜。这个生活智慧，习惯于现成在手之物的九零后、零零后，要有继承才好，有一些反思，从常态中捕捉异态，才能够在感觉的层面把生活品质提高，把生命撑饱满。亚里士多德尝言：缺乏反思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生活。

黑格尔讲得干脆：哲学就是反常识。

投身事业、且能抽身的人才懂得悠闲。能思索的人，才知道什么叫情绪饱满。从悠闲到无聊只隔了一层纸。眼下随处可见的是物欲太强，功利太甚。功利抓空，人便失措。悠闲，蜕变为双目空洞无所事事。总有一些人，把旷日持久的打牌赌钱称作休闲。笔者真是见得太多，见得太久。人与人碰面，三分钟不进入刺激状态就要散伙。

鲁迅：“人到无聊，便比什么都可怕，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，不大有药可救。”

我仔细回思七八十年代的生活场景，无聊的面孔几乎没有。为何没有？这是一个大问题。牵挂亲朋，投身百事，操心世界，每一天都活得认真，活上三百年也活得起劲。此曰“生存的敞开”，反之曰遮蔽。理想之光与现实之光的双重照耀下，个体生存在朝着更丰富的过程中，方有闲适来照面。阅读下功夫，审美在里边。凡事认真做，闲适在里边。思绪强劲伸展，优哉游哉在里边。一味的闲闲闲，哪有一丁点儿闲适可言。

日常生活中的闲，存在大量误区。无所事事乃是无聊的前兆或近邻。无聊之能量驱使无聊者去寻找刺激，刺激完了他一定更无聊，一定再寻新刺激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悠闲，无疑是后天获得的一种能力。如今太多的人以为温饱之后就能享受悠闲了，深入误区而不自知。闲而不适，心慌，打呵欠，于是沉溺于打牌，上网，酗酒，编段子嬉皮笑脸，手机微信群每日受制于小瘾头，生命碎片化，生存难以逆转地趋向于逼仄，锁定于单一。海量的信息把脑袋搅成浆糊。千人一面常态化了。

生存展不开，潜在的能量释放不了。

更糟糕的是，总有一些人闲得丑态百出。“一粒耗子屎坏了一锅汤。”

利欲熏心者，就是百无聊赖者，他的生存不可逆转地向瘾头收缩。无聊劈头盖脸，无聊无孔不入，无聊将庸众牢牢锁住。无聊加嬉皮的面孔何其多矣，文明赋予的精神潜能封闭甚矣。现实位移。慌，直奔瘾头去也，世界不复世界着，世界收缩到眼皮子底下。牌客网虫吃货一大片。米兰·昆德拉的近作《慢》，道出他的忧虑：“悠闲正在退化成无所事事。”不过，依愚见，人类拥有超强的技术仅仅几十年，新鲜事物蜂拥，人的受制于物，亦属常理。形势比人强。而人类文明已有数千年，文明反弹的力量深不可测，一似受到技术催逼的自然力的反弹。受损的日常生活之意蕴层，会慢慢修复。

重温海氏：“人类不可失掉与简单事物打交道的能力。”

司马君实当然有缺点，有错误，后来他做宰相，走了“尽废新法”的另一极端，苏轼坚决反对他。日常生活中，君实的道德自律也不是天生的。他曾被朋友拉出去游山玩水，丝竹歌舞，官妓流连，玩了五十天，不归独乐园。老仆批评主人：“这许多日，相公何曾看得一页书？”温公顿时很惭愧，一贯倔犟的脑袋耷拉于老仆前，像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。小仆，园丁，丫头，一时七嘴八舌，纷纷指出他的不足，要求他改正，俨然现场的民主生活会，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。君实到村子里去讲学，一村父问一个有关经书的问题，他答不上，曰：“某虑不及此。”村父逢人便说：“吾难倒端明殿学士也。”

圣人云：“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是知也。”西哲说：我知道我不知道。

今日之麻烦在于，许多人，根本不知道他不知道。

我记得冰心先生的书斋叫“知不足斋”。那一辈作家谦逊者多，学力深厚者多。

元宵节，君实先生的夫人张氏出门看灯，他在书堆中探头说：“家无灯耶？”张夫人笑道：“看灯复看人。”君实佯嗔：“我是鬼耶？”东、西两京的贵妇民女争传此事，乐惨了（眉山土话）。司马光的幽默可见一斑。

迂叟自有迂处，讲原则寸步不让，与人争论唇枪舌剑，却从来不生气，向孔圣人的风度看齐。平时的为人也能圆通。吕公著带了许多美味进独乐园，“温公笑而延之”，招来几个老友大快朵颐，吃了再说。事后却语人：“吾不合放此人入来。”不合：不该。过了半年，吕公著邀约范镇，两袖清风再拜独乐园，温公迎于门外的古槐下。槐者，怀也。温公迎佳客，方至门外古槐。三巨公笑谈饮酒，下酒菜只二荤一素一豆，做得精美可口。这些小事传开去，官吏闻而谨肃，不敢奢靡铺张。大吃大喝只能悄悄干，就像干坏事。

吕惠卿做了宰相，写信问候温公的起居，温公不答。北宋的奸相，这吕惠卿与蔡京有一比。北宋士大夫的是非观是明确的，价值判断不含糊。君子不与小人同流合污。

如果道德的模糊空间膨胀开来，是非观就退场，利益图就随之清晰，很多人会去玩“两可”：这也可那也可。一张脸随时准备变成另一张脸，像阳光下的鬼脸。

人与人如此相处，不打鬼主意也难。

德难，诚难，善难，爱难，义难，孝难。

司马温公无亲生子，闷闷不乐。张夫人忙着替他张罗小妾，他不同意，一拒再拒。独乐园有个侍女颇知书，善解人意，容貌身材亦佳。张夫人故意远走，让侍女单独为温公奉茶。此前，这侍女“偶然”撞见温公，浅浅一笑低眉而过，隐现她的风流婀娜，拿捏了她的姿色分寸。眼下她“靓妆奉茶书院”，还从书架上抽出一卷《尚书》，并且念了几句。家里静悄悄，炉香绕茶香，茶香又含了脂粉香。侍女的端庄举止暗藏了妖娆……温公“蹙眉久之”，终于斥曰：“院君（张夫人）不在宅，尔出来此作甚？”

靓妆侍女羞颜而退，出院门“哭奔”。张夫人再也不提这事。

有个官员与洛阳的官妓“有私”，约会于某寺庙。恰好温公也去那寺庙，撞个正着。官妓越墙而逃，温公爬墙而追……官员顿足曰：苦也苦也，本官一世前程，尽毁裙钗！

温公爬墙追妓，拽她散开的裙带，气喘吁吁拿了证据在手，返身回步，面孔庄严，对狎妓的官员严加训戒而已，放他一条官路。官员道声阿弥陀佛，千恩万谢地去了。

江南三个州的太守与官妓有私，荆公（王安石）拿掉了他们的乌纱帽。按宋制，各地官妓供声色娱目，不得私侍枕席。由官妓转为家中的侍儿歌女，另当别论。

道德与风俗，覆盖南北三百州。士大夫精神罩着大局。小局不论。

司马光远离声色固然好，否则，他不可能专心于纷繁国事与庞大的修史工程，但也因之而形成盲点。琴者，情也，士大夫多善于琴棋画。君实不弹琴，也不大解琴心。词者，本属艳科也，士大夫竞为倚声，君实不为。他的书法庄严有余而灵动不足。我怀疑他对美味的兴趣受制于他的节欲意志，犹如王介甫的怪异举止受制于偏执。范镇送的一件被子，君实用了十几年。“奢则不孙，俭则固”（孔子），节俭是美德，但易生固执的毛病。孔夫子的洞察幽微，司马光未能深思。性格决定他在这些事情上思不细，影响他的执政理念与行事风格，这是后话。可见拿捏理性与感性的分寸有多难。罗素以他的数学家朋友怀特海为例，说意志力太强的人易生大毛病，这也是罗素反观自身得出的结论。

包括老庄孔孟在内的任何人，都有生存论意义上的遮蔽，老庄少一些遮蔽，盖因他们拒绝进入名利场，避免过多的人事纠缠。思想以自身为根据，赢得更多的思想，先秦诸子造极也。跃入生存的万顷波涛、而能拍浪弄潮者，做官四十年的苏轼是个例子，“我坐华堂上，不改麋鹿姿。”热爱生活一生不休，惊奇世界一生不休，意志强，固化少，生命冲动直抵弥留的时光，所以，我称苏东坡是历史上非常罕见的、近乎完美的男人。林语堂先生的《苏东坡传》未能思及这一层。林的国学功底好，哲思寻常耳。

范纯仁是范仲淹的儿子，范仲淹是宋代好官的榜样，后来范纯仁做宰相，正直如其父。吕诲大义凛然，堪称朝堂勇士，他误服庸医的药，在洛阳去世，临终前对国家不放心，紧紧拉着司马光的手，说：“天下事尚可为，君实勉之！”说完就咽气了。司马光为吕诲写墓志铭，言词激烈，直指宰相王安石，一些官员躲在家里不敢去听。王安石倒显得大度，称赞说：“君实之文，两汉之文也。”还把司马光写的墓志铭摹本挂在墙上欣赏。

宋神宗要对西夏大举进攻，张方平不安，从东京跑到西京，找司马光紧急商量。由苏轼起草、张方平呈送皇帝的《谏用兵书》，一针见血指出：“贼民之事非一，而好兵者必亡！”奈何皇帝听不进去，未久，发动了战争，先小胜，后大败，大伤国家元气。司马光闻之，连日泪洒五亩园，池塘细雨皆是泪。大宋啊，一亿人口的大宋啊！

范镇居许昌，常到洛阳来，有时拉着司马光溜出独乐园，瞒着憨直的老仆吕直。范镇是蜀人，人称范蜀公，大君实十一岁，有着强壮的体魄和坚毅的内心。二人远足，攀岩登峭壁，六十几岁的司马光要搀扶范镇，那须眉尽白的范蜀公一口气登上山顶，手抚青松转身而笑。二公相约：后死者为对方撰写墓志铭。温公去世，范蜀公如约命笔，请“宋四家”之首的苏东坡书写，刻石，苏曾遭遇乌台诗案，有些后怕，迟迟不研墨，不铺宣纸，范蜀公摇摇头，自提鼠须笔。熙宁初，知谏院范镇弹劾王安石，自请离京，苏轼去送他，说：“公虽退，而名益重矣！”范镇叹曰：“吾独不得为此，使天下受其害而吾享其名。”

苏东坡到独乐园有点任性，想多吃肉，多饮酒，尽管这位大文豪是出了名的小酒量，中年“把盏为乐”，玩他自创的荷叶杯。他嚷嚷美酒佳肴，温公由着他。温公家里冬不生炭火，夜里不增添蜡烛，来了远客嘉宾也不破老规矩。东坡纠缠温公，又嚷嚷冷飕飕，黑洞洞，温公只好叫吕直升炭火，添蜡烛。明亮的烛光照着司马君实中过风的瘦脸，东坡先生真是崇拜啊，写诗云：“儿童颂君实，走卒知司马。”吕直一直称司马光为秀才，东坡说：“当呼相公。”吕直改了口，温公长叹，好端端一仆，让东坡教坏了。

司马君实有句话：“吾无过人者，但平生所为，未尝有不可对人言者。”讲真话讲了一辈子，从六岁那一年撒谎挨骂之后再也不撒谎。且身在高位，在北宋后期异常复杂的官场。活动变人形，君实绵历世事而人形不变，初衷不改。真人真到家了。

洛阳“真率会”之外复有“耆老会”，十二个元老定期相聚，以史为鉴，纵论国是。司马光年纪不够，范镇拉他入会。依然吃得简单，每每剧谈激烈。国运堪忧啊。温公大论滔滔之后伴之以长时间的沉默。火山的沉默。岩浆之上地表的沉默。暴风雨袭来前的宁静。

汴京城里有个门吏叫郑侠，王安石的高足，黄庭坚、晏几道的至交。此人家贫，一大家子盼他涨俸禄，王安石调他到东京，要委以重任，他却宁愿待在毫不起眼的安上门（东京城门之一），做个薄俸小吏。各地还不起青苗贷款的农民、遭灾离乡的流民不断涌入京师，郑侠含着悲悯、冒着风险画长卷《流民图》，越职调驿马驰送深宫，高太后和宋神宗看图看哭了。诏下，罢青苗、市易、免役诸法。王安石大怒，向皇帝递辞呈。

这消息像风一样传开去，请求罢免熙宁新法的奏折雪片般飘向皇宫。司马光挥泪上奏《应诏言朝政阙失状》，一口气讲了六条，其中说：“一曰广散青苗钱，使民负债日重，而县官无所得；二曰免上户之役，敛下户之钱，以养浮浪之人；三曰置市易司，与细民争利，而实耗散官物；四曰中国未治而侵扰四夷，得少失多。”王安石拼全力挺着。吕惠卿将郑侠打入黑狱。可怜的七尺男儿受尽折磨。

熙宁七年（公元1074年），宋神宗罢免王安石，又拒绝大臣的吁请起用司马光。次年，王安石复相，急于进身的吕惠卿把王安石的私信透露给皇帝，恶斗王安石的独子王雱，使其郁愤，暴病而亡。王安石伤心伤肝心如死灰，熙宁九年，二度罢相，退居金陵的钟山。

元丰八年，三十八岁的宋神宗崩。九岁的哲宗坐上龙椅，太皇太后高氏权同听政。

司马光“以高才令德，大得中外之望”，入东京议朝政，开封城数万百姓夹道欢迎：“都人叠足聚观，致马不能行。”上房上树上墙者，不计其数，踩烂瓦，折断枝，跌破骨，压伤腿，引发了百余起民事纠纷。宋人的笔记，记之甚详。连山东青州一个偏僻的小山村，成群结队的村民也雀跃欢呼：“传司马为宰相矣！”事见《渑水燕谈录》。

明朝马峦《司马温公年谱》：“时得人之心如此，盖千载一人而已。”

东京人冲他的马车大喊：“留相天子，活百姓！”

皇命一下，义不容辞。时人评价：王安石以“术”进，司马光以“德”进。

高太后听政，力推“贤人政治”，前提是朝堂的贤人尚多，以司马君实为百官之首，吕公著副之。赵宋王朝历一百三十年，君子的队伍依然可观。章惇罢枢密使，范纯仁出任军事首脑，他是苏州人，熙宁年间先后知谏院，力抵王安石，奏言“王安石变祖宗法度，掊克财利，民心不宁”。这位谏官“所上章疏，语多激切”，“安石大怒，乞加重贬。”范纯仁被贬出京师，为官多地，皆有政声，且廉洁。《宋史》：“纯仁及司马光，皆好客而家贫。”宋人笔记：“纯仁谓光：‘（新法）去其太甚者可也。’光不从，持之益坚。”

范纯仁的政治主张与苏轼相似：熙宁新法推行近了十六七年，形成惯性力和一大批官员的利益格局，不宜一切推倒重来。可惜司马光走了另一极端。书斋人物治国，有盲区而不自知。洛阳十五年的时间，他写大书，和大臣们交往也多，有真知灼见，有“真宰相”之美誉，但是，埋首于万卷书和日理万机，乃是不同的生存向度，生存向度决定意识的向度。司马光缺乏基层长官的经历，又长期远离朝廷，单凭着一腔热血和书斋式的政治眼光去治理国家，殊难应对人与事的汹涌，他血液中的那股子拗劲与王安石不相上下。正直本身形成了遮蔽，变通与妥协通常是大政治家之必备。范纯仁劝他，苏东坡屡与他争辩，他听不进去。他纠偏纠过头了，导致宋哲宗亲政后熙丰官员的反扑，朝堂成了格斗场。哲宗二十多岁夭折，更坏的宋徽宗上台，娱乐至死，终结了北宋王朝。

且说金陵王安石。他写了一幅字挂在书房：“思量诸葛成何事，只合终身作卧龙。”他骑驴转悠山间小道，斜风细雨不归，喃喃自语：“司马十二为相矣。”司马光在从兄弟中排行十二。此间的王安石是否有反思？他的高足郑侠为什么要画《流民图》？从汴京到州县，为什么那么多的官员抵制他？熙宁变法害苦了百姓么？问号一大堆。

仁义道德的价值体系，民间风俗的千百年稳定运行，王安石并非不知，但重视的程度远远不够。杜甫说：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。”杜甫不是政治家，凭借大诗人良好的直觉，意识到风俗之重。苏东坡将风俗与道德纳入为政理念，一生不变。

德政，也是孔子的核心理念。“子曰：不义而富且贵，于我如浮云。”

宋代士大夫闭口不谈善于经商的孔门高足子贡（参见李泽厚《论语今读》），各地文庙，大抵不立子贡像。士大夫谈颜回的固穷乐道，大谈而特谈，其中深意存焉。市民社会勃然，商品贸易发达，文化精英们反而不言商，不让单纯逐利的商业型人格越界膨胀。

安石晚年，把精力尽付于文化传承，编唐诗，作《字说》，修订《三经新义》，精心撰写《老子注》。他迷上禅宗，写诗有了禅味儿：“云从钟山起，却从钟山去。借问钟山人，云今在何处？云从无心来，还向无心去。无心无处寻，莫觅无心处。”王介甫一辈子有心多也，于是转问无心。暮年悟道，追忆老子，却已日薄西山……

介甫去世，享年六十六岁，寿同欧阳修。汴京的揣摩型官员跃跃欲试，竞相诋毁介甫，讨好司马丞相。司马光什么态度？且看他这么说：“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，但性不晓事，而喜遂非，致忠直疏远，谗佞辐辏，败坏百度，以至于此。今方矫其失，革其弊，不幸介甫谢世，反复之徒必诋毁百端，光意以谓，朝廷宜伏加厚礼，以振起浮薄之风。”反复之徒，希合（迎合）之辈，是当时官场流行语。有个叫杨畏的，绰号杨三变。

司马丞相又评价王安石：“介甫无他，但执拗耳。赠恤之典，宜厚大哉。”

王安石的家人，因之而受到朝廷的特殊照顾。

司马光执政十八个月，累死在宰相官邸。高太后发起的“元祐更化”阻力太大，而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尽废新法。欲速则不达。提速转向太快，易翻车。深邃的史学眼光并不足以转化为卓越的政治眼光，高尚的品德也不足以在短时间内转化为政治才干。性格遗传，生存向度，心理惯性，朝野氛围，都有碍他在年近古稀之时发现自己的短板。事实上，没人能够完全发现，一日十省吾身也做不到。生存朝向几十年，固化是常态，反固化是异态。庄子能在任何人生阶段改变生存的朝向，灵动造极也。庄子以后，鲜有问津者。司马君实说王介甫执拗，他本人何尝不如此。高太后的用人，也有情绪因素。

公元1085年，司马丞相“躬亲庶务，不舍昼夜”。人们劝他以身体为重，举诸葛亮“食少事繁”以为戒，他说：“死生，命也。”废寝忘食，“为之益力。”罢青苗、市易诸法，造福于苍生，苏轼《司马温公行状》：“天下释然。”高太后特许他不用每日上朝，他却天天拖着病躯上朝面圣，说：不见君主，不能办事。高太后特许他坐轿入宫，他坚持步行。病转沉重，他待在家里养病，办公，请求按朝廷律例俸禄减半，高太后不允许。病中的司马光挣扎着，坐轿子到吕公著家说事，从午后说到黄昏，从黄昏说到半夜，几番答应不说了，杖而后起，却又徐徐坐下。国事重如山，无一语说家事。官员到他家一律不说官事，为此还写了条幅挂在客厅，南宋的洪迈亲眼见过，写入《荣斋随笔》。

北宋后期，几许士大夫的高风亮节，能表率百官、振起朝廷的浮薄之风吗？

可惜各部门“利孔百出”久也。君子争原则，小人只争利。

1086年的秋天，司马君实的病越来越重了。食少，事繁，一似五丈原秋风落叶中的诸葛亮。温公知道自己不行了，留遗嘱：“光以身付医，以家事付愚子，惟国事未有所托，今以属公。”公：指吕公著。从寇准、范仲淹、欧阳修、韩琦、富弼、包拯、狄青、吕诲、吕公著，到范镇、范纯仁、范祖禹，到司马光、王安石、苏东坡，到汴京小吏郑侠，徐州处士陈师道……一百多年间，多少仁人志士忧国忧民啊。

《离骚》：“岂余身之惮殃兮，恐皇舆之败绩。”“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质疑古代的鲁迅先生被盛赞为“民族的脊梁”。

司马光的弥留时光，病榻上神志不清了，含含糊糊说了几天话，说的都是国家。许国之志渗入了潜意识，点点滴滴流淌到死亡的边缘。床头还有八页要上奏的札子。

这一年的九月一日，北宋王朝最坚硬的一根顶梁柱倒下。温公长逝宰相府，享年六十九。正在明堂主持大礼的高太后当场大恸，哭奔西府，奔向司马温公的灵床。这位宣仁太后不仅仅哭温公，她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朝廷举哀，停止办公三日。市场停止一切交易。汴京、洛阳的市民，大街小巷尽是哭声。温公的画像供不应求，家家有之，饭前合掌默念，祈祷温公升天堂。自发送葬者多达数万，他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包括大量农夫、工匠、商贾。唐宋六百年，如此感人的送葬场面绝无仅有。

朝廷赐龙脑水银以敛。谥曰“文正”。司马光生前说过：“谥之美者，极于文正。”北宋谥文正者，数人而已。司马文正葬于家乡夏县的涑水旁。

司马康为养父筑庐守孝，“居庐蔬食，寝于地，遂得腹疾。亲戚勉以食肉，终不肯。”司马康病死庐中，才四十出头。这个细节值得注意。尽孝过头的例子，宋代颇不少。秦少游的一个姑母，夫死，姑母上吊殉夫，还受族人的表彰。礼教吃人的一面露出狰狞。宋明理学的极端化也吃人，戴震怒曰：“以理杀人。”

司马康是司马旦的儿子，幼年就抱给司马光。长期耳濡目染受教导，偏执胜于乃父。温公自号迂叟，作《迂书》，未料到他儿子司马康迂起来更不可收。康有三个儿子。

司马温公《资治通鉴》，二十年成大功，写了1362年的华夏史，起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，止于五代的后周显德六年。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起，乱世多于治世，乱臣贼子不绝于史。司马光把历史真相放到君主们的书桌上。另有《国朝百官公卿表大事记》《稽古录》《涑水记闻》，实际上，司马光的史笔贯通了古今。《史记》有“太史公曰”，《资治通鉴》有“臣光曰”，都是亮出自己的立场，褒贬历史，臧否人物。

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：历史叙述进入价值判断，历史就变成了哲学。

海德格尔：文献史要变成问题史。

梁启超《新史学》：“司马温公《通鉴》，亦天地一大文也。其结构之宏伟，其取材之丰赡，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，势不能不据为蓝本，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。温公亦伟人哉！”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，价值不在《史记》之下。有学者考证，司马光与司马迁有颛顼时代的共同祖先，曰重黎氏。

翦伯赞《跋资治通鉴稿》一文说：这个通鉴永昌手稿的发现，说明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情，它说明了司马光对于通鉴的编写，不只是在事后修改润色，而是一开始就抓住纲，不仅抓总提纲，而且抓每年的提纲，至少抓重要年代的提纲。王仲犖《资治通鉴选说明》：司马光本人对于编修通鉴的态度，严肃认真。对于全书的体例、书法（笔法）以及史料的考证，文章的剪裁，乃至句法的锤炼，事事不肯稍有忽视。史料考证，一件事要参考几种说法；句法锤炼如《史记》，场景描写和人物刻画也令人联想《史记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的开篇写三家分晋，收篇于唐末五代之乱，其喻义不言自明。

司马光《进贤资治通鉴表》：“臣既无他事，得以研精极虑，穷竭所有。日力不足，继之以夜。遍阅旧史，旁采小说，简牍盈积，浩如烟海。”

自《史记》到《五代史》，累积到宋代的史学著作就有一千五百多卷，还不算先秦的经史。一个人的目光去对付浩如烟海的著述，旁采杂史小说三百种，删繁就简，取精用宏，例如七百卷的《唐纪长编》，经司马光删定后，只剩下八十一卷。孔子的工作也是“删述”，例如删诗，删去近三千首，只剩下《诗经》三百首。在孔子那个年代，所谓知识就已经太多了。用文字的力量去挑战人性中的恶，言词多了，一堆乱麻。

眼下的网络文字量，亿万倍于华夏族圣贤著述。对此，要高度警惕。且不谈学术工业生产的沙多金少的海量出版物。笔者于后者印象不浅。

悟得圣贤两三家，胜做网虫一亿年。

司马光另有一些著作，涉及他的哲学思考。《潜虚·名图》：“人之生本于虚，虚然后形，形然后性，性然后动，动然后情，情然后事，事然后德，德然后家，家然后国，国然后政，政然后功，功然后业，业终，则返于虚也。”《迂书·士则》：“天者，万物之父也。”又云：“万物祖于虚。”这是老庄哲学之宋代波澜。

历史学由自身的推力所推动，朝向更高更精辟的哲学。

2018年5月 二稿于四川眉山之忘言斋